三問地方樓市“限價令”。
新華網北京3月29日電 (“新華視點”記者 劉敏、葉鋒、石志勇) 28日晚間，上海打破一線城市“緘默”的局面，公布今年新建住房價格控制目標。距“國八條”規定的“大限”只有兩三天，目前僅有40余個城市公布了年度“限價令”，眾多一線城市仍“按兵不動”。
已揭曉“謎底”的部分城市“控制目標”也引發爭議。樓市“限價”怎么變成了“限漲”？地方政府“定價”的依據是什么？地方“問責”如何避免“軟執行”？圍繞三大疑問，記者進行了追蹤調查。
“控制目標”為何變成“上漲目標”？
記者跟蹤40多個公布房價“調控目標”的城市，沒有發現一個“降”字。這些城市普遍“描述”了允許房價上漲的區間，漲幅大都在10%左右。
西安市3月22日出臺今年新建住房價格控制目標：新建住房價格增長幅度不高于當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幅度。而西安2011年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目標是15%。
這樣的“限價令”讓本想買房的西安市民王蘇磊感到失望：調控政策怎么能成為地方房價上漲的“合理依據”？這不等于默許今年房價上漲15%？
對此，西安市政府相關負責人解釋說，這個控制目標是在調研基礎上提出的。“有人誤讀西安房價漲幅控制目標為15%，政府公布的內容中并未這樣明確表述。”
北京市民馬女士對“限價令”喜憂參半。“北京還未公布控制目標，這讓人對房價限制力度還有期待。但參考上海的控制目標，房價上漲的壓力仍較大。”
對部分城市還沒公布“控制目標”，一些市民向記者表示不能理解：“這讓人懷疑部分地方缺乏調控房價的誠意。希望其中不要有太多貓膩。”
對此，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玨林說：“各地政府制定的控制目標要綜合考慮地方資源、房價和居民收入水平、保障性住房和土地供應等因素。一線城市由于評估過程很復雜，考慮因素多，因此謹慎地作出判斷，靠后公布可以理解。”
但他同時表示，不排除一些地方選擇參照系時避重就輕、目標過于寬松的做法。“若一些地方房價水平已較高，仍然制定了太過寬松的目標，則不利于地產市場調控；有些地方政府擔心被問責，定出高目標，這種心理也是不可取的。”專家稱各地樓市調控結果有悖于民眾預期北京房價調控將設漲幅上限目標近兩日出臺？網民：房價調控目標別成了“漲價標準”全國近40個城市公布房價調控目標未見降字
記者發現，已經公布“控制目標”的部分城市，今年以來房價已有較大漲幅。以沈陽為例，今年前兩個月均價比去年全年水平增長10.6%。同期西安房價比去年全年水平增長13%。
中國社科院經濟學博士馬光遠表示，本是“控制目標”，卻成為“漲價標準”，且各地制定目標只有上限，沒有下限，這會加劇市場上關于房價持續上漲的預期，讓“國八條”的調控效果一定程度上打了折扣。
“限價”標準為何獨缺“居民住房支付能力”？
“國八條”提出，各地根據“經濟發展目標、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和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確定新建住房價格控制目標。但記者發現，已出臺“控制目標”的地方，大多參照了前兩項標準，鮮有以“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為參照。
對此，西安市民黃女士很納悶：三大標準中，為何獨缺“居民住房支付能力”？是一些地方“選擇性遺漏”？還是居民支付能力無足輕重？
對此，一些專家和地方官員各執己見。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相關負責人表示，上海今年控制目標中，提出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設力度、擴大住房保障覆蓋面，提高居民保障水平，這都是提高居民支付能力的關鍵環節。
北京大學房地產研究所所長陳國強則表示，GDP和收入增長是現成的量化指標。而居民住房支付能力卻不好衡量，需要動用許多資源、建立衡量標準體系。
關注各地出臺的房價“控制目標”還發現，各地采用的基數不同。如合肥、上海等地的控制目標以“新建住房”價格為基準，而蘭州、銀川等地則以“新建商品住房”價格為基準。
“以新建住房價格為基準的計算方式包括保障房在內。而保障房價格很低，能夠拉低住房整體價格水平。這意味著商品房的漲價空間就會大幅增加。政府控制房價的績效就失去了意義。”陳國強說。
除了防止做“文字游戲”，還要防止地方“控制目標”成為“數字游戲”。復旦大學住房政策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陳杰認為，要警惕一些地方“限制中心城區”新盤上市，甚至凍結新盤價格等只圖避過風頭的做法。“就像為了完成節能減排指標，直接拉閘限電。”
對于這些問題，王玨林表示，按照國家制定政策的初衷，新建住房價格控制目標的衡量體系是多元的，一些地方政府對政策的理解顯然有偏差，也不排除“選擇性失明”的可能。
調控“問責”如何防范“軟執行”？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穩定房價和住房保障工作實行省級人民政府總負責，市縣人民政府負直接責任。對穩定房價、推進保障性住房建設工作不力，影響社會發展和穩定的地方，要追究責任。
“國八條”提出，對未如期確定并公布本地區年度新建住房價格控制目標、新建住房價格上漲幅度超過年度控制目標的，有關部門要視情況，根據有關規定對相關責任人進行問責。
上海市民劉險峰對記者說，“問責官員”并不是新鮮詞，但為何鮮有對房地產調控不力的官員和部門“問責”的先例？“問責”不光關系到百姓對政策實施的信心，還關系到政府的公信力，不能僅停留于文件。
“問責不能浮于表面。在新一輪房價調控中，有關部門應制定詳細的問責機制。”中國指數研究院副院長陳晟說，只有將“問責制”落實，才能避免調控措施被“架空”。
“當然，樓市調控不能把眼光全部盯著房價。”陳杰等專家表示，從長遠看，更關鍵的是切實改善供給結構、規范市場秩序，特別是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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